過去長期認為九一八事變為蔣介石一貫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

張學良之“不抵抗”，是害怕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所以下了撤退命令。

張學良認為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在南滿擁有鐵路特權的日本和長期處于內戰狀態的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升高了。

1931年7月6日，張學良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為周旋”。9月6日，張學良又致電臧式毅、榮臻：“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確實注意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駐守北大營的一萬多名東北軍將士因遵循張的嚴令沒有抵抗。

東北被占，學生游行！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1931年9月19日，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對天津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說：“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9月22、23日，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分別發表講話和告國民書，要求“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事實上默認了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張要求其率領的東北軍力避沖突，并退守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導下，張學良和蔣介石都寄希望于國聯。但到1931年10月24日，國聯作出決議，要求日方撤軍，而日本不但不加理會，反而于11月進攻嫩江黑龍江守軍。日本野心已暴露無遺，張學良自謂：“國聯自身本無實力，僅能調解糾紛，不能強判執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謀解決辦法。

但在嫩江橋戰役中，當日軍和偽軍張海鵬部向嫩江橋進攻時，張學良令守軍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亂地方，仍舊依賴國聯。

馬占山可謂孤軍奮戰，未獲駐防錦州一帶東北軍的實力援助。張學良駐錦州隊伍“毫無戰斗準備” 。江橋戰斗結束后，張學良受到社會輿論猛烈抨擊。上海救國聯合會說“黑省馬軍，孤軍抗日，效忠疆場，張學良未能撥援”。市民聯合會致電國民政府，指責“張學良坐視日寇侵略東北，辱國喪地，放棄職守”

。全國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亦電請政府“嚴懲張學良，克日出兵” 。

南京政府在認識到日軍必將占領東三省的野心和國聯的軟弱后，逐漸改變政策。

1931年11月14日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通過決議“嚴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應做正當防衛，嚴守疆土，與城存亡，不得放棄職守”。

而11月錦州事變中，張學良仍未下抗日決心，而是鐘情于“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稱“惟個人對此亦頗贊成”，并在與日方代表談判之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顧維鈞于12月3日電文中極力勸阻道：“兄（指張學良）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后1931年12月5日顧維鈞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如日人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蔣介石亦于12月8日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但12月21日，張學良致電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范，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 。當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張學良部隊開始從錦州撤退后，12月30日國民政府還急電其“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但日軍兵不血刃占領錦州。日軍占領錦州及綏中一帶后，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完全占領。

1932年日本策劃的偽滿洲國成立，從此東北數千萬民眾開始遭受日本長達14年之久的殘酷統治和掠奪。抗戰勝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國人視為國恥日。

張學良坦然是他下的不抵抗命令！

過去長期認為九一八事變為蔣介石一貫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實際上“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

張學良之“不抵抗”，是由于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日本最希望能夠挑起戰端，所以不斷升級挑釁行為。而張一旦與日本開戰，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結果只會是丟掉東北的領土和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借口。而蔣介石之“不抵抗”，則是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路線。

在九一八事發當時，乃是張學良下令撤退，而蔣介石日記表明其遲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張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憶錄中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