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俠五義》，作者為清朝石玉昆，是古典長篇俠義公案小說的經典之作

時代背景

宋時代，市民階層已正式抬頭，而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對地主階級中下層知識分子做了很大的讓步，因此一般士人在市民階層日趨發展的情況下大批爬上政治舞臺，分享了政權。所以從歷史上看，北宋的賢士大夫的人數相當多，如范仲淹、韓琦、包拯、歐陽修、直到王安石、蘇軾，盡管政見各有不同，但立朝都以清明正直著稱，在政治方面都力圖有所建樹，特別是他們都一致關心民生疾苦。其中的包拯則更是幾百年來民間盛傳的清官典型。《三俠五義》選擇了這一時代作為全書的背景，并以包拯的事跡為原型，反應了這一時期勞苦大眾人民對清明政治的追求。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大多數文化水平較低的市井細民而言，他們聽說書、讀小說是為了娛樂、消遣，那些情節驚險曲折、懸念迭出、離奇刺激的故事更適合他們的口味。因而說書藝人為吸引眾多聽眾，在講述故事時必須盡量滿足聽眾當時的審美需要——豪俠們多是武功超群、身手不凡、行蹤詭秘、來去無跡的人物;俠義之士又常剪惡除奸，救人于危難，身處險地，面臨著生與死的較量和抉擇。所有這些，都大大增強了故事的驚險程度和刺激性。

然而這些故事多不見于史書記載。《宋史·包拯傳》只記載了他的一件斷案故事：“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立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三俠五義》中的包公不但能審民間各種民事、刑事案件，而且能斷陰陽，審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獨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牘書之不盡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個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神人、法師，可見說書藝人面對廣大聽眾的過程中力求將包公判的本領夸大乃至神化，追求故事奇異的效果，并沒有太多地顧及歷史的真實性。

人物原型

作品的原型包拯為北宋廬州(今合肥)人，仁宗時曾官監察御史、樞密副使等職，以剛正不阿著稱。宋元以來有以包公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出現，多是民間傳說，摻雜冥靈迷信荒誕不經的內容。

《三俠五義》中詳細介紹了包公的身世、開封府三寶(古今盆、陰陽鏡、游仙枕)的由來、三口銅鍘的由來，開封四勇士(王朝、馬漢、張龍、趙虎)的來歷，開封師爺公孫策的來歷，展昭、白玉堂等人的來歷等內容，并有大量包公斷案和俠義之士游行鄉里除暴安良、為國為民的故事，集民間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強暴、剛正嫉惡、處事干練的形象最為飽滿，因而得以更廣泛的流傳，把包公的形象推向頂峰。

版本發展

《三俠五義》最初版本為石玉昆的說唱《龍圖公案》，今猶有傳抄本，時在嘉慶年間已經風行，唱詞甚多。后有人在此基礎上，刪去唱詞，增飾為小說，題《龍圖耳錄》。

光緒五年(1879)，石玉昆加以修改潤色定稿印刷發行，更名為《忠烈俠義傳》，又名《三俠五義》，共120回，卷首有問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4]光緒十五年，近代學者俞樾認為此書第一回“貍貓換太子”事“殊涉不經”，遂“援據史傳，訂正俗說”，重撰第一回。又以三俠即南俠御貓展昭展雄飛、北俠紫髯伯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合為一俠，實為四俠，增以小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共為“七俠”;原五鼠即鉆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仍為五義士，改書名為《七俠五義》，重新作序刊行。但此改動遭到文學界和曲藝界的雙重質疑。1923年12月28日魯迅致胡適佚札言：“我以為可重印者尚有數書。一是《三俠五義》，須用原本，而以俞曲園所改首回作附。”

1925年，由俞平伯校點、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三俠五義》選用原本，是該小說流傳以來最優秀的版本。